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鼻三趾马从温暖湿润的上新世就演化出了对开阔环境和粗糙草类资源的预适应（preadaptation），帮助其成功延续至更新世。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科技评价破五唯，开展有组织科研，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强国战略等。从文艺复兴到二战前，科学研究的主阵地在欧洲，这个阶段科研还没有完全职业化，例如通过豌豆实验发现生物遗传学规律的孟德尔是一位神父，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时还是瑞士专利局的一名技术员，科学家大多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进行探索。

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作出部署。建立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简称通班），着力培养通识、通智、通用世界顶尖复合型领军人才。但在后60年，相关成果的重大性、基础性、原创性显著不足，以大量填补性、可预见性、渐进式的成果为特征，缺乏同等重量级的颠覆人类认知的突破。（二）坚持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相结合，孕育新的科研范式和评价机制 自由式探索和有组织科研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到英、法、德，再到美国的迁移历程，每次都伴随新的科技领域与学派的兴起。打个比方，自由探索产出的是珍珠和宝石，而有组织科研则是把珍珠串成项链，把宝石镶嵌到科学的王冠上。《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大奖为什么会青睐你的工作？ 何川：我自己也挺困惑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想挑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吧（笑）。

在此之前，获得过沃尔夫奖的华人科学家有：吴健雄（1978年物理学），陈省身（1983年数学奖），杨祥发（1991年农业奖），袁隆平（2004年农业奖），钱永健（2004年医学奖），丘成桐（2010年数学奖），邓青云（2011年化学奖），翁启惠（2014年化学奖）。生物的早期胚胎发育、干细胞分化、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等过程，都受到RNA表观遗传修饰的调控或影响。据统计，约1/3的沃尔夫奖得主最后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沃尔夫奖又被称为诺奖风向标。好奇心驱动下，开辟一个全新领域 《中国科学报》：你获得沃尔夫奖的消息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你获奖的心情如何，这次获奖对你的科研生涯有着怎样的意义？ 何川：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奖项，对科研人员来说是对研究工作很有分量的认可。

《中国科学报》：前面围绕如何做科研你做了很好的分享，科研和人生很多时候是相通的，有没有你最想告诉青年科研人员的一点人生感悟呢？ 何川：我有个朋友说得非常好，他说人要做到正直、热情、低调，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再加上一个词：坚强。这个领域很快就进入了一个上升期。

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事实证明他说的完全对。同样，过去10年我们主要围绕RNA到蛋白质这一段的基因表达调控问题开展研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也有很大的成果和转化潜力，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发掘。《中国科学报》：我们知道，你是RNA表观遗传学表观转录组学领域的开创者，这是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中为数不多的，由华人科学家发现并引领的研究方向。

一定要说的话，我想可能因为我们领衔的RNA表观遗传学领域是一个比较基础，有着广泛意义的领域，而我们在其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每5到8年，重置一次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报》：我看到一位清华学子在你的实验室学习后，如此总结道：何川实验室的第一大差别就是有钱。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DNA损伤修复，后来自己实验室也开始做DNA表观遗传学。我们知道，人类基因组含有约30亿个DNA碱基对，但人体上有几十万亿个细胞。

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投入。从2008年起，我决定寻找一些新的方向。

你会发现，你自己越有特色，就会有越多人愿意和你合作，也越有可能碰撞出崭新的思路和方向。作者：李晨阳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3/1 20:39:53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专访沃尔夫奖得主何川：38岁那年开始了一个新领域 我想，他们可能想挑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吧。

因为如果你不去开辟新的思路、新的方向，就可能慢慢地被时代的潮流淘汰掉。开窍，要在痛苦中转化 《中国科学报》：你在科研道路上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吗？回顾你的科研生涯，哪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你？ 何川：我的第一个重要时刻出现在读博士期间。? 何川 受访者供图 始创于1976年的沃尔夫奖是国际最高学术大奖之一，每个奖项奖金为10万美元。过去人们知道，DNA和蛋白质上各种各样的修饰极大地增加了基因调控复杂性和多样性我国已经加强这方面的布局，围绕重点考古遗址的相关样本开展研究，以期解决科学问题，助力产出重要原创性科研成果。这使得古生物学家能够方便、快速、高质量地对不同大小的脊椎动物（含人类）化石及现生生物的内部精细形态和显微结构进行无损检测和重建。

阐述东亚特有适应性基因的选择机制。在这方面，我国走在了国际前列2008年，古脊椎所与高能物理研究所和自动化所合作研制了全球首套专门应用于古生物化石研究的高精度CT，包括225kV显微工业CT和450kV通用性工业CT，并于2011年投入使用。

也需要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建立鉴定准确的图片库以供机器学习，也需要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以实现可靠的自动鉴定。2017年对田园洞人个体进行DNA测序，实现中国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最古老人类的第一个全基因组测序。

不少古生物研究机构专门购置了高性能计算机，运行专门开发的分析软件。他带领团队重构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发现了丹尼索瓦人首个仅通过古分子证据而确认的已灭绝古人类。

2020年付巧妹团队和兰州大学合作，通过白石崖溶洞遗址沉积物，钓取35个样品的242种哺乳动物和人类的线粒体DNA，并使远古人类的DNA得以富集。古DNA提取物中常常包含大量污染DNA，使得测序的大部分DNA分子都是无用的信息，真正有用的常常不到测序数据的1%。例如，最近古脊椎所引进的微纳能谱CT，可以同时获得化石内部各成分及其空间分布信息，进一步推动了对化石内部信息的挖掘，而且对于研究化石的形成条件和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技术后来在工业领域也得到运用，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随着三维打印价格的下降，这项技术也逐渐得到普及。利用这种方法，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2022年12月报道了从格陵兰岛冻土中提取到约200万年前的生物DNA，为迄今已知最古老DNA。

与化石成像技术相伴的还有三维打印技术。得益于该技术，广西古南方人群的基因组研究揭示了在农业传播之前,东亚和东南亚人群已有大量交流。

近些年来贝叶斯方法在古生物学中广泛运用，但是这种方法对于计算性能要求高，即使使用目前的高性能计算机一次运算也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上月的时间。以前古生物学家需要到国外如瑞士、澳大利亚等地的同步辐射光源线站进行扫描，国内的上海光源也提供了一种选择。

202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因此颁给了帕博。中国南方温暖潮湿的环境和当地的酸性土壤都不利于古DNA的保存，使得这片区域的古DNA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热河生物群是世界级的化石宝库，产出在演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脊椎动物、植物和昆虫化石，其中许多化石精细、完整地保存了生物体的软组织，如鳞片、羽毛、毛发等的细微结构。这是目前无损检测大型板状标本内部结构的唯一手段，大大满足了古生物学界的研究需求，推动并加快了对热河生物群及其他类似保存状态化石研究领域的工作。

实验室也在珍稀保护动物（如金丝猴、南方灰狼）演化研究上取得重大新发现，并推广至更多已灭绝动物及濒危动物研究领域。在古生物学中系统发育分析规模越来越大，涉及上百个物种，数千个性状。

如果化石样本数量很多，可以考虑直接破坏化石，暴露其内部结构。阐明华夏族群万年来的遗传连续性及不同文化人群的迁徙融合历史。

这个领域刚刚兴起，距离成果投入实际运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在此基础上，针对制约成像技术在古生物学中大规模应用的若干难点，如耗时长、机时有限、重建所需的计算机配置高、软件价格昂贵等，我国古生物学者正从多个角度继续探索，攻坚克难。